京都释法 “禽兽父亲”案的反思：剖析性侵儿童案中“非亲历不可知乐鱼体育- 乐鱼体育官方网站- 世界杯指定平台LEYU SPORTS”的滥用与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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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侵儿童犯罪，尤其是熟人作案，因其高度的隐蔽性、证据的稀缺性以及对未成年人身心造成的巨大创伤，成为刑事司法实践中最复杂、最棘手的领域之一。在此类案件的审理中，由于物证、痕迹证据等直接证据往往“先天不足”，被害儿童的陈述常常成为定案的关键，甚至是核心证据。为了弥补证据链条的薄弱环节，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证据审查心证规则——“非亲历不可知”，即如果儿童能够陈述出某些超乎其年龄认知、生活经验，且与犯罪情境高度吻合的隐蔽性细节，则该陈述的可信度将被极大地增强。这一原则犹如一把锋利的“利剑”，在惩治犯罪、保护儿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任何司法工具的运用都必须有其明确的边界。当“非亲历不可知”原则被不加甄别地泛化适用，尤其是在关系错综复杂的熟人作案中，它便可能从惩治犯罪的利剑，异化为制造冤案的深渊。本文旨在深入剖析“非亲历不可知”的司法内涵与类型，并以引发巨大争议的房某彪“”亲女案为镜鉴，重点论证在熟人关系中，该原则绝不能作为判断儿童笔录真实性的唯一圭臬，进而探索构建更为科学、审慎的儿童证言审查体系。

　　“非亲历不可知”的核心逻辑在于：特定事实或细节，因其隐蔽性、特殊性或专业性，超出了一个普通人（尤其是认知能力有限的儿童）通过道听途说、媒体渲染、他人暗示或主观想象所能编造的范畴。因此，当一名儿童被害人能够准确、稳定地陈述出这些细节时，司法人员倾向于形成一种强烈的内心确信——这些信息唯一的合理解释来源便是其亲身经历。这种逻辑类似于哲学上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强调了亲历性经验对于认知形成的决定性作用。

　　在性侵儿童案件中，这一原则被认为具有极高的适用价值。由于犯罪行为多发生在私密空间，缺乏目击证人，被告人常常拒不认罪，导致案件呈现“一对一”的言词证据格局。此时，儿童陈述中的“非亲历不可知”细节，就被视为打破僵局、验证陈述真实性的“金标准”。例如，被害人能够描述出犯罪人身体隐私部位的特殊体貌特征（如疤痕、纹身），这被认为是增强其陈述可信度的有力因素。司法机关认为，这些细节是儿童在正常生活中无法接触到的，其陈述的来源只能是犯罪过程中的亲眼所见。

　　上文例2中“大腿内侧的痣”之所以具有高证明力，是因为被告人是儿童的老师，在正常交往中绝无可能暴露该部位。但如果被告人是儿童的父亲、继父或共同居住的叔伯，情况则完全不同。儿童可能在家庭的日常起居中（如洗澡、换衣、夏季穿着清凉时）无意中看到过这些所谓的“隐私部位”的体貌特征。此时，儿童陈述出这一特征，完全可能源于其日常生活中的无意观察，而非性侵过程中的“亲历”。办案人员若不仔细甄别信息来源，仅凭该细节符合“非亲历不可知”的表象，就极易作出错误判断。

　　意图陷害被告人的一方（如与被告人正在闹离婚的母亲），完全可能将自己掌握的、关于被告人的“隐蔽信息”（如身体特征、特殊习惯等）以暗示、引导甚至强迫的方式“教”给孩子。由于儿童对该成年人（如母亲）的依赖和信任，或出于恐惧，可能会将这些“投喂”的信息内化为自己的“记忆”并对外陈述。这种经污染后的陈述，在表面上完全可能符合“非亲历不可知”的一切特征——细节具体、内容隐蔽、儿童表述“自然”，从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有案件的辩护人就曾明确指出，儿童年龄小，其陈述可能存在瑕疵，甚至受到外界影响。

　　在这种强大的伦理预设面前，女儿阿欣的陈述被赋予了几乎绝对的真实性。法官的内心可能认为，一个未成年女孩，要鼓起多大的勇气，承受多大的痛苦，才能说出被自己父亲这样的事情？她的陈述本身，就是最强的“非亲历不可知”证据，因为这种指控行为本身，就是“非亲历”者所无法想象和做出的。任何对她陈述细节的质疑，都可能被视为对一个“可怜受害者”的二次伤害。这种本能的、充满同情与道德愤慨的“全听全信”，遮蔽了对案件中诸多疑点的审慎探查。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刑事诉讼的最高证明标准，其内在要求就是“排除合理怀疑”。“非亲历不可知”细节所带来的“内心确信”，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判断，它可以在侦查阶段作为一种合理的侦查方向指引，但在法庭审判阶段，绝不能替代客观的证据裁判。任何一个“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质证，并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能够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据链条，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必须坚决摒弃“以口供定罪”的陈旧观念，尤其是在儿童陈述作为核心证据的案件中。

　　法官是法律专家，但不是儿童心理学专家。要求法官仅凭经验判断儿童陈述的真伪，是勉为其难，也是不科学的。我国司法实践应更广泛、更深入地引入专业辅助人制度，在案件的侦查和审判阶段，引入儿童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等专业人士，对被害儿童进行专业的心理评估。评估内容应包括：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记忆能力、是否存在心理创伤、陈述是否受到外界暗示或压力影响等。专业人士出具的评估意见，应作为法庭判断儿童陈述可信度的重要参考依据，从而将对儿童证言的审查从“经验化”提升到“科学化”。

　　证据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与科学性。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纯净”的、未经污染的儿童陈述，必须建立并强制推行一套适用于儿童的、标准化的询问规则。这套规则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强调使用开放性、非诱导性的问题，在适合儿童身心特点的环境下进行询问，并全程录音录像。对首次询问的“原始陈述”予以最高程度的重视，因为这是最接近真实记忆、受污染程度最低的证据。公安、检察机关应出台更具操作性的证据指引，细化取证程序和要点。

　　“非亲历不可知”作为一种司法心证工具，在性侵儿童案件的办理中具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它为我们在证据迷雾中探寻真相提供了一缕微光。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缕微光也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尤其是在熟人作案的复杂情境下，信息的开放性、利益的冲突性以及儿童心理的特殊性，都使得“非亲历不可知”原则的适用充满了风险。房某彪案的沉痛教训，是对司法界的一次深刻警示：对儿童的保护，不能以牺牲司法公正和法治原则为代价。作为刑辩律师，我们在办理此类案件时，更应肩负起捍卫程序正义、严守证据规则的重任。我们必须以最审慎的态度，去探究每一个“非亲历不可知”细节背后的真实来源，敢于并善于对看似天经地义的“常识”和“本能”提出质疑。唯有如此，才能在保护儿童与防范冤案之间找到那个艰难但却必须坚守的平衡点，让正义的利剑斩向真正的罪恶，而非在深渊的边缘摇摇欲坠。

　　李靖宇，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主攻刑事证据法学。目前，一方面主要致力于为网络游戏相关产业提供刑事辩护以及合规服务，例如跨境赌博犯罪、网络数据安全犯罪等。另一方面主要从事“涉性犯罪”的辩护与研究，仅2023年上半年已经成功为5例涉嫌罪案的蒙冤者争取到了撤案或者不起诉的良好结果，近期也收获了检察院法定不起诉和法院判决无罪的理想裁判结果。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通过办理大量虚拟币（USDT/比特币等）相关犯罪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研究成果。